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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德的清廉作风

 

   朱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几十年,新中国成立时,他已是63岁的老人了。然而,他没有丝毫倦怠,保持和发扬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革命精神和作风,谦虚谨慎,实事求是,平易近人,联系群众,克勤克俭,一身清廉,为处在执政党地位的共产党人做出了表率。
  位高不矜平等待人
  朱德说:“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,没有什么特殊……个人特殊了,就会脱离群众。”当人们给他一些特殊照顾时,他总是拒绝接受。他到各处视察时,从不让组织群众欢迎,不让多跟车。他视察克拉玛依油田时,矿务局组织群众列队迎接,他见了说:“你们组织大家欢迎我,这一方面耽误了工作,同时又违反了中央的规定”,希望今后不要这样做。
  1963年,朱德到四川乐山地区视察,到了峨眉山下。当地群众听说他要上山,特意给他准备了一副“滑竿”。他坚决不坐,说坐“滑竿”上山,就失去爬山的意义了。别人劝他说:“您已是近80岁的老人了,又不常来,偶尔坐一次不算过分。”他说:偶尔坐一次也不好。他终于没有坐,硬是沿着陡峭崎岖的山间小路,一步一步攀登到万年寺。在山上稍微休息之后,又一步一步返回原地。
  朱德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,也总是平等相待。给朱德做过保健医生的顾英奇回忆说:“在近十年的接触中,我深深体会到总司令既没有官气,也不摆老资格,甚至年龄上的老资格也不摆。”那时他是个20多岁的青年人,但70多岁的朱德一直称呼他“顾医生”、“顾大夫”。一年,顾大夫因本身血清转氨酶偏高住进医院,朱德和康克清就来到病床边探望他,安慰他好好养病。这使病房的医生、护士和病友们都十分惊讶、感动。
 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,一天午饭时,卫士向朱德报告:“董老夫人何莲芝同志上午曾来看望康大姐,大姐不在。何大姐曾问到总司令,我说您在楼上办公,她就回去了。”朱德听了后,和蔼地说:“你这个同志呵,怎么能这样子待客呢?周公离现在几千年了,他是周成王的叔父,又是宰相,还很谦虚,周公有时在洗一次头发当中,不得不三次握着头发立即接见来访的人;有时在吃一顿饭当中,不得不三次吐掉口里的食物,立即接见来访的人,这叫‘一沐三握发,一饭三吐哺’,古人都讲谦虚,不搞官僚主义。你不让客人见我,就给打发走了,这样做,多不好呵!”
  1976年5月,朱德病逝前的一个多月,成仿吾把他新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送呈朱德,请老总提提意见。朱德用两天时间,一口气将新译本看了一遍,然后驱车几十里路前往中央党校去看望成老,热情地称赞成老的工作,说:这个新译本很好,没有倒装句,好懂。弄通马克思主义很重要,做好这个工作有重大意义。
  不接受下面的礼物
  有一年,江西的同志来京,顺便给朱德捎来几大筐冬笋。朱德知道了,就说:“下面的同志往中央送东西,这个风不好,不能提倡。咱们不能白吃下面同志送来的东西。这些冬笋都要送到机关供应站去,让大家按市价买,谁吃谁掏钱。我们要吃,也拿钱去买,把收的钱交给江西的同志。”这样,几大筐冬笋,就送到机关供应站了,朱德没有白吃白拿一支。
  朱德到各地视察时,也从不接受下面的礼物。有一年,朱德去山东视察工作,正是水果收获的季节。地方上的同志知道朱德对莱阳梨很赞赏,就装了两筐,想让朱老总带回北京吃,又恐怕当面给老总不会收,就在朱德离开时悄悄抬到火车上。火车开动后,两筐梨被朱德发现了。他马上把随行的工作人员叫来,说:“我们下来是工作的,不是来搜刮的,怎么能随便收下面的礼呢?今后订下一条,下来工作,不许接受礼物;谁接受了,就让谁原封送回去。”接着,他又吩咐:“这两筐梨一个都不能动,到下一站火车停住,就把梨抬下车,派人送回去。”工作人员就照他的意见办了。
  1974年,朱德到秦皇岛贝壳雕刻厂视察,他走遍各车间,向职工们问好,关切地询问生产情况。贝雕厂职工很受鼓舞,决定将他们精心制作的一幅《山峡夜航》的贝雕画送给朱老总,就把画悄悄放在警卫员的车座下带走了。他们不曾想到,第二天,朱德派康克清专程把这幅画送回厂来。工人们恳切地说:“这幅画是我们亲手创制的,是向委员长作汇报的,还是请您劝委员长收下吧!”康克清亲切地说:“老总一再说了,这是人民的财产,应该拿去换外汇,支援国家建设。大家的心意,老总已经收下了,谢谢大家。可是这幅画坚决不能收,我看还是按老总的意见办吧。”
  衣食住行自奉俭朴
  50年代初的一天,朱德看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搞环境卫生,很高兴,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:“每个人都要锻炼吃苦,要有朴素作风。人们都是‘从俭入奢易,由奢入俭难’。有些人本来出身很苦,但进城以后就变了。不俭朴了。我们党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,只有我们才能用这么大的力量和时间来改造社会,不但要改造经济,而且还要改造思想意识和道德风尚。旧习气不可能一下子除掉,沾染旧习气也很容易。如果不养成朴素、节约的习惯,生产无论怎样发展,人们的欲望也是难于满足的。”他主张艰苦朴素,不只是教育别人,首先是自己身体力行。新中国成立后,直到他去世前,他在衣、食、住、行各个方面处处自奉节俭。他的朴素作风,不只是他身边的人称道,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有口皆碑。
  先说吃的方面。给朱德做过厨师的邓林说:“一般人以为朱老总是中央领导,吃饭是特灶,标准一定很高。可实际上,从解放进北京到1971年我生病离开中南海,老总、康大姐和我三个人加起来的伙食费平均每月都不过四五十元,就是按当时的标准,也只是一般中层干部的水平。”平时,康克清在机关食堂吃饭,在家里吃特灶的只有朱德自己,每顿都是一小碗米饭、三小盘菜、一个汤。三小盘菜中,一盘素菜、一盘半荤半素的菜、一盘是他亲手腌制的泡菜。汤则是一碗普通的菜汤或鸡蛋汤。几乎天天如此。有时来了客人,朱德嘱咐添一两个简单的菜,不够就上一点泡菜,从不铺张。
  50年代中期,有一天,机关供应站来了一批对虾,邓师傅知道朱老总爱吃鲜鱼虾,就买了几个,精心烹好,端到饭桌上。朱德一见,就问是从哪里来的,多少钱一斤,然后说:“老邓啊,对虾是好吃,可你知道吗,一吨对虾到国外就能换回好多钢材哟!我们国家穷,缺钢材,对虾少吃一口有啥关系,进口钢材更要紧。以后记住,再有对虾你就不要给我买了,买了我也不吃。”邓师傅说:“您是国家领导人,就是顿顿吃对虾能吃多少?”朱德说:“国家领导人就更要想着国家,能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,反正以后不要吃就是了。”
 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,朱德也紧缩了自己的饮食标准。他减少了粮食定量,也很少吃肉,有一段时间干脆不吃肉,常吃一种把米和菜煮在一起的“菜糊糊”。他家里由于来往的客人多,有段时间粮食亏空了20多公斤,工作人员想报请机关行政部门把短缺的粮食补上,朱德坚决不同意。一天,他亲自指导厨师做了一顿“菜糊糊”,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吃。他对大家说:“今天请你们吃这顿饭,是让大家不要忘记过去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。现在国家经济困难,人民生活艰苦,我们要想到全国人民,和人民一起渡难关,能节约一点是一点。”这样,他坚持和家里人一起吃“菜糊糊”,硬是用“瓜菜代”的办法,把短缺的粮食补了回来。
  朱德到各地视察时,从不允许大吃大喝,当地什么方便就吃什么,从不挑剔或提特殊要求。1960年他回四川老家,一到就说明要吃家乡饭,其他通通不要。在南充,他吃了清明菜和米粉做成的馍馍。在成都,他吃烤红薯,服务人员见他不剥皮就吃,关心地说:“连皮吃不好消化。”他说:“不要紧,我消化得了。”
  1962年,他回到阔别30多年的井冈山。井冈山人民出于对总司令的爱戴,准备了一些菜肴来款待,可是他一一谢绝了。他提出要吃红米饭和南瓜汤,说:“井冈山的红米、南瓜,我已30多年没吃到了,很想吃。”有一顿,南瓜没有吃完,他叮嘱说:“请不要倒掉,留着,下顿饭热一热我再吃,倒掉就可惜了!”
  在穿的方面,朱德的衣着也非常俭朴。他经常穿一身布衣服。有的衣服穿了多年,领口、袖口、肘部和膝盖处都打了补丁,还继续穿。有两身较好的服装,也只是接见外宾、参加大的国事活动或外出时才穿,一回到家里就又换上了旧衣服。
  朱德卧室的家具十分简单,且都是用了多年的。床,是一张旧棕绷床,床单、被子、褥子也是用了二三十年,打了补丁的。他坐的一个沙发很旧、也很矮,年纪大了,坐下去冉站起米很吃力。工作人员早就提出要换个新的,他坚持不让换。为了起坐方便,他让人用四根木头把沙发腿接高了一截,照样使用,还风趣地称这个沙发是“土洋结合”。
  他的房子并不宽绰,住了20多年,管理部门提出要修一修,他一直不答应,总是说:“这房子很好嘛,有钱应当多给老百姓盖点新房子”。他用的卫生间窄小,洗澡盆很高,特别是他到了晚年,手脚不灵便,又有病,进出洗澡盆很费劲,容易出危险。看到这种情况,工作人员商量要把澡盆改装一下,放低些,上面再加个喷头。可是说了几次,朱德都没有同意。直到1976年他病重最后一次住进医院,趁他不在家,大家才悄悄地把澡盆改装了一下,准备在他出院后挨他批评。结果,这番心思白费了,他老人家还没有使用一次就与世长辞了。

    来源: 反腐败导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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